“闻着都感觉饱了”有科学依据

自古民族众多、曾建立古滇国的(de)西南边疆，在西汉设置益州郡、实行郡县制后，是如何融入中华文明“一体”格局的？近期入选(rùxuǎn)“2024年度(niándù)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云南河泊(hépō)所遗址，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。 河泊所遗址发掘揭开了益州郡郡治的面貌，出土了大量两汉(liǎnghàn)时期的简牍、封泥(fēngní)和建筑遗迹等。考古学界认为，这些重大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(biānjiāng)与(yǔ)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，对研究秦汉之际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价值。 体现和平(hépíng)包容的“双城记” 从空中俯瞰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（无人机照片，2025年(nián)4月24日摄）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记者 胡超 摄 “近年来，河泊所遗址(yízhǐ)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。”河泊所遗址考古(kǎogǔ)领队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，“新的考古发现确认，河泊所遗址是古滇国(gǔdiānguó)都邑和益州郡郡治。两座城池比邻而居，上演了(le)一段‘双城记’。”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，是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、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，总面积(zǒngmiànjī)达(dá)12平方公里(píngfānggōnglǐ)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。 记者近日探访河泊所(suǒ)遗址，考古人员正在几个探方内开展发掘和清理工作。这是一片地势平坦、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，古时候台地与河道交错分布，确实(quèshí)是人类栖息和筑城(zhùchéng)的理想之地。 发掘现场往北约一公里，便是石寨山古墓群。1956年(nián)，考古人员在石寨山遗址清理一座大墓(dàmù)时，发现一枚金质“滇王之印”。 这个重要发现，揭开了(le)尘封2000多年的古滇国神秘(shénmì)面纱，石寨山古墓群被认定为古滇国王族墓地。 《史记》中简要记载了古滇(diān)(diān)国的情况，称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；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，滇最大……”；后来汉武帝以兵临(bīnglín)滇，滇王举国降，“于是以为益州郡，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”。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说(shuō)：“古滇国本身没有文字，但出土了数万件青铜器，留下了丰富的‘无字天书’。”曾经创造辉煌青铜文明的古滇国后续发展(fāzhǎn)如何？古滇国的都邑(yì)到底在哪？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(zhe)考古学界。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(yúnnán)河泊所遗址现场进行清理发掘工作（2025年4月24日摄(rìshè)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，有助于(yǒuzhùyú)揭开这些谜团。 云南省昆明市(kūnmíngshì)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(chūtǔ)的“益州”铭文瓦当（2025年4月24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蒋志龙(jiǎngzhìlóng)介绍，河泊所遗址西部(xībù)发现了密集的居住区、祭祀区和手工业区，出土了“滇国相印”封泥和大量古滇文化遗存，被认定为古滇国都邑。河泊所遗址东部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、宽达12米的道路(dàolù)、水井和灰坑等丰富遗迹，特别是(shì)去年发现了从汉代延续到(dào)魏晋的城墙，以及(yǐjí)“益州”铭文瓦当，证明这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益州郡郡治。 考古学界认为，河泊所遗址的“双城记”，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时，没有对古滇国(gǔdiānguó)取而代之，而是在它旁边建了一座“新城(xīnchéng)”。这一做法既保留了古滇国的文化基因，又展现出中央王朝营建(yíngjiàn)新城、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，是中华文明和平性、包容性(bāoróngxìng)的生动体现。 大量简牍封泥见证(jiànzhèng)汉代边疆治理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(suǒ)遗址现场进行清理发掘工作（2025年4月24日摄(rìshè)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河泊(hépō)所遗址(yízhǐ)另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，是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和封泥，堪称汉代边疆治理的文献档案库。 “目前已发现简牍(jiǎndú)5万多枚，其中有字简牍1.4万余枚，保守估计(gūjì)不少于10万字。”蒋志龙说，这些简牍出土于多个点位，主要是灰坑和水井中，推测为文书资料(zīliào)销毁场所。 考古工作者对木简(mùjiǎn)进行(jìnxíng)红外扫描（2025年4月24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“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(jiǎndú)的出土，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(dàshì)。”简牍学家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(chénwěi)评价。这批简牍内容丰富，包括文告(wéngào)、往来文书、司法文书、户版、书信和典籍等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清理木简（2025年4月24日摄(rìshè)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(húchāo) 摄 简牍中发现了(le)西汉、东汉12位皇帝年号，从始元四年（公元前83年）到(dào)建安(jiànān)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年代跨度近300年，表明两汉中央王朝对云南(yúnnán)实行了长期有效治理。简牍中发现了“滇国”“滇廷(diāntíng)”“滇相”等记载，显示古滇国和益州郡同时存续了一个时期，而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员协助滇王治理滇国事务。 考古工作者对木简进行红外扫描（2025年4月24日摄）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记者 胡超(húchāo) 摄 此外，“滇池以亭行”“益州太守府以邮行(yóuxíng)”的简牍题检表明，益州郡建立了联通内外的邮亭传递网络。记载《论语》的简牍表明儒家思想(rújiāsīxiǎng)在汉代(hàndài)已在西南边疆传播。户籍简牍则证明汉朝已在益州郡实行编户齐民的制度，实现(shíxiàn)了社会治理的进步。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(suǒ)遗址出土的官印封泥（2025年(nián)4月24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与简牍同步出土(chūtǔ)的还有大量封泥。蒋志龙介绍，河泊所遗址已发现2000多枚(duōméi)封泥，主要出土于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(zhōng)，大部分是官印封泥，还有私印封泥、道教封泥、无字封泥等。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的“益州太守(tàishǒu)章”（2025年4月24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(húchāo) 摄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，记者见到了这批珍贵的(de)简牍和封泥。考古队员谢霍敏介绍，与古滇国(guó)和益州郡(yìzhōujùn)有关(yǒuguān)的封泥有“滇国相印”“滇王相印”“益州太守章”等，说明汉朝在益州郡采取了“郡国并行”的双重治理体制。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官印封泥（2025年4月(yuè)24日摄）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记者 胡超 摄 官印封泥中(zhōng)与上级有关的(de)封泥有“益州刺史”等(děng)，与周边有关的封泥有蜀郡、犍为、广汉、永昌、交趾等郡太守章，与属县(xiàn)有关的有滇池、建伶、双柏等20个县的官印封泥，显示益州郡与上下内外的公文往来非常紧密。 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，印文既有张(zhāng)、王、李、赵、宋、高、陈等常见的汉姓，还有诸如“雝序”等疑似(yísì)少数民族汉语姓名，这是(zhèshì)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体现。 印证中华文明在(zài)边疆的演进特质 河泊(hépō)所遗址考古研究的(de)丰富成果，不仅勾勒出古城的轮廓，更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在边疆演进的特质。 ——揭示了益州郡(yìzhōujùn)郡治面貌，实证两汉时期中央(zhōngyāng)王朝对(duì)西南边疆长期有效行使治权。蒋志龙介绍，考古发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城址的主体结构和功能分区(fēnqū)，城址主体结构由外环壕、护墙、内壕、城墙四部分组成，城内有东西向主干道，道路两侧有大型(dàxíng)官署建筑遗迹，还有房址、水井和灰坑等。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绘制(huìzhì)器物标本（2025年4月(yuè)24日摄）。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中央(zhōngyāng)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郡县制经历了漫长的(de)过程，樊海涛认为，设置益州郡是一个里程碑事件。从(cóng)益州郡设置开始，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开启了融入大一统国家的新阶段。 ——见证了(le)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(lìshǐ)。陈伟(chénwěi)认为，汉朝设益州郡后，将文书、职官、户口、赋役、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，开展有效治理，为开发西南边疆、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(mínzú)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指出，就我国历史上边疆与内地的(de)关系来说，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。河泊所遗址考古(kǎogǔ)的新发现，为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(tígōng)了(le)很好的考古实证。 ——反映了(le)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(de)历史过程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考古学家王巍指出，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(jìnchéng)，虽然有分有合、进程曲折，但从多元走向一体，国家(guójiā)统一始终是发展(fāzhǎn)的主线。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，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到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，是西南边疆从多民族地区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考古实证(shízhèng)。 蒋志龙介绍，河泊所遗址(yízhǐ)的发掘成果(chéngguǒ)证明，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(yúnnán)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，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，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的一个(yígè)缩影。 目前，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，河泊(hépō)所遗址考古发掘、成果整理(zhěnglǐ)、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。考古学界相信，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(fāxiàn)呈现在世人面前。 文字记者(jìzhě)：伍晓阳、严勇 视频(shìpín)记者：伍晓阳、严勇、周磊、胡超 统筹(tǒngchóu)：李欢、赵鹏昊、戚晓毅、聂毅